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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辯護

刑事辯護的法治春天來了嗎


來源:蘇州律師 網址:http://www.yhhrsip.com/ 時間:2019/11/13 10:46:44

??? 刑訴法實施已數月,“三難”問題是否得到了解決?刑事辯護的春天是否真的到來了?通過調查發現,律師在會見、閱卷、取證方面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些問題。

  會見權:整體有改觀,但操作程序不統一

  根據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律師只要持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函,就可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應當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無需取得偵查機關的同意,且律師會見不受監聽。

  這項規定有利于突破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各種障礙,有效解決律師會見難的問題,便于犯罪嫌疑人及時得到律師的幫助和辯護。

  大多數律師認為,從整體上看,隨著刑訴法的實施,律師會見整體上有所改觀,會見過程中手續的辦理、材料的提供都簡化了很多,效率也提高了不少。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均能及時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

  今年1月16日,北京市朝陽區律師協會刑法研究會秘書長、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克濫接手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偵辦的一起重大盜竊案,犯罪嫌疑人在3天前剛被采取了強制措施,家屬非常著急,委托律師盡快辦理會見并了解情況。

  當劉克濫到朝陽區看守所后,按照之前的會見流程,準備先到預審接待處遞交會見手續,可剛一進接待大廳,就被保安明確告知:手續齊全的可以直接到看守所交材料,不需要預審民警審批。剛一開始,他還沒反應過來,略想后才明白修改后的刑訴法已在悄然發揮作用了。

  之后不久,劉克濫又辦理了一起發生在西城區的尋釁滋事案件。在西城區看守所的會見過程中,看守所接待民警也用同樣的方式執行刑訴法的會見規定。

  從修改后的刑訴法實施到現在,劉克濫有過幾次會見經歷,深切感受到北京公安機關貫徹實施刑訴法所帶來的工作機制轉變。

  修改后的刑訴法實施以來,會見難確實有所緩解,這是眾多律師的感受,“過去要經辦案機關批準和辦案機關人員陪同才能會見,現在不需要了。”

  在問題得到緩解的同時,記者也注意到部分地區操作程序不統一,有些混亂。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公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旺榮曾就刑訴法的實施情況作過調研,他發現,由于各地公安機關、看守所對諸如委托人身份核實、聘請律師及時告知義務、會見律師人數等問題理解的不一致,人為制造律師會見障礙,從而影響會見權的落實。

  李旺榮列舉了浙江幾個地方的做法:杭州市蕭山區看守所、嘉興市看守所要求授權委托書由犯罪嫌疑人親筆簽名;玉環縣看守所要求被告人出具書面確認書;德清縣公安局則要求查看委托人的戶口簿、戶籍地派出所證明或者戶籍地基層組織證明;杭州市余杭區看守所要求律師先在辦案大廳登記,48小時內聽候安排,律師為了得到會見權要跑兩趟。“這些做法于法無據,刑訴法并沒有規定會見前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確認。”李旺榮說。

  閱卷權:較之前有很大進步,但仍有限制

  閱卷是刑辯律師行使辯護權的前提。刑訴法規定,律師自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調查發現,在審查起訴以及審判階段閱卷難的問題,過去主要體現在辦案機關不提供全部卷宗、不按規定提供便利條件等方面。修改后的刑訴法實施后,檢察院、法院已基本按刑訴法的規定允許律師閱卷。律師在查閱案卷材料方面,較之前有很大進步,閱卷范圍從以往的部分材料擴大到案卷材料。但在具體操作時,各地做法不一:有的要求律師閱卷應提前預約,然后再在每星期固定的一兩天內閱卷;有的限定閱卷方式,只允許復印,不允許拍照、摘抄等。

  李旺榮覺得,對于閱卷時間的限定,不便于律師閱卷。特別是某些特殊案件審查起訴時間短,律師無法及時閱卷。“閱卷的時間不應限定,只要是在國家規定的工作時間內均應允許,閱卷方式也不應當限定為復印。”

  在山東德衡律師事務所律師毛洪濤看來,目前,律師閱卷已沒有阻力。相關司法解釋對律師復制案卷材料的方式均明確規定可以采用復印、拍照、掃描等方式,使律師辦案更便捷。

  他介紹,山東省青島市人民檢察院專門設立了案件管理中心,及時受理律師提出的閱卷請求并與辦案人溝通。“今年2月,我去青島市李滄區法院閱取黃某涉嫌貪污的案卷時,檢察院案件管理中心就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與山東律師相比,湖北和四川律師就沒有這么幸運。“辦案機關不讓律師復印,只讓攝制。這不人為增加了律師的工作成本和時間嗎?”湖北瑞通天元律師事務所律師柳平對此很生氣。成都有一名律師在成都市檢察院查閱案卷材料時,檢察院只允許查閱、復制部分案卷材料。

  取證權:多數比較順利,但缺乏保障措施

  刑事訴訟過程中的調查取證權,是律師在履行辯護職能中的一項重要訴訟權利。修改后的刑訴法,在律師調查取證的范圍、方式等方面作了較大改動。

  刑訴法規定,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辯護律師經證人同意,可以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多數律師認為,刑訴法修改后,律師取證在大多數情況下比較順利。

  劉克濫目前正在辦理一起尋釁滋事案,因案發時周圍環境復雜,被告人與被害人雙方說法出入很大,有必要尋找案發現場的證人。他在經多方打聽詢問后,終于找到了目擊證人。可是,費盡了口舌,這名證人只同意寫一份書面材料遞交法院,拒絕出庭。無奈之下,劉克濫只好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證人出庭作證。法院同意了律師的請求,并積極與證人取得聯系,要求證人出庭作證。“盡管此案還未開庭,但證人已答應出庭了。”劉克濫期待開庭時證人能如實陳述事實,使案件得到公正審判。

  與劉克濫同樣幸運的還有北京中瑞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洪芹。多年來,張洪芹一直辦理刑事案件,今年3月,她接手了河北的一起詐騙案,“當事人認罪,我在收集量刑證據時,整個過程都比較順利。”

  也有律師認為,刑訴法雖然規定律師可以申請法院、檢察院調取證據,申請證人出庭作證,但由于刑訴法僅僅是籠統賦予了律師這項權利,并沒有具體措施予以保障和救濟,所以在實際操作中很容易被限制或忽視。律師申請調查取證權能否得到實現,主要還取決于檢察院、法院對相應證據的認定。柳平介紹說,律師向知情者取證,知情者可以拒絕,律師只能等到司法機關介入,才能通過司法機關向知情者取證,這樣時間就耽誤了。他呼吁盡早出臺證據法,賦予律師有調查取證權。“目前,湖北正在探索司法機關、公安機關與律師協會三方共同建立一種律師刑事訴訟執業聯動處理機制,為律師調查取證提供方便。”

  眾多律師認為,縱觀修改后的刑訴法實施數月的情況,關鍵還在于執法人員的觀念需要改變,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法律修改得再好,也是一紙空文。法律只是作出一些原則性的規定,下一步還需執法部門作出相應的補充解釋。同時,還應明確,如果違反法律規定,阻礙律師會見、閱卷和取證的,該如何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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